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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捷基层制衡力量对反腐败的关键作用上

2019-02-27 18:05:47

张捷:基层制衡力量对反腐败的关键作用(上)

笔者近写一系列长文,论述惩治枉法应当取代反贪污受贿为反腐败的核心,本文是其第四部分:基层制衡力量的关键作用。

四、基层制衡力量的关键作用

1、监督权力也是有腐败缺陷的

很多人把监督放到了反腐的首位,但是监督一旦成为一种权力照样会腐败的,就如我们寄予厚望的媒体监督,在舆论有了监督权的情况下,媒体的潜规则和腐败一样来了,有偿和权钱交易在媒体一样很多,又有谁来监督这些监督者呢?

历史上明朝有监察御史、大理寺等还不够,又搞了锦衣卫进行监督,然后是再搞东厂、西厂进行监督,结果就是这些监督者的腐败比谁都厉害!而现在流行络监督,但是我们的络搜索是论钱进行排名的,站获利的潜规则更在给为利益给人消除负面影响,还产生了络黑社会,为了钱有一大堆的络打手和络推手,更不要说敌对势力妖魔化的络攻击、络战争了,一般读者看到的络舆情是完全扭曲的,依靠络监督的结果就是络一旦有了监督的权力,必然被各种势力渗透而迅速腐败,这样的渗透就是络腐败。

监督是不管用的,一旦监督者有了权力,他会更腐败。因此监督也是有成本的,监督成为权力也会腐败的,单单依靠监督解决不了问题,明朝厂卫制度的黑暗,早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此路不通。

2、永远是权力制约权力

在监督权力的权力也可以腐败的情况下,怎样制约权力的腐败呢?只有权力制约权力,片面强调监督是不足的。

当今世界有很多美丽的成人童话,比如美国通过民主,老百姓限制了权力,把统治者关进了牢笼。又比如在许多国家官逼民反、暴力革命可以制约权力。这些都是天真的想法。因为能够被关进牢笼里面的就不是统治者了;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从来都是打倒一个独裁者,成就另外一个独裁者,旧权贵代之以新权贵,老百姓除了付出大量的生命和财产,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得到,一切周而复始再次重新来过。就如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为了民主推翻了国王,结果迎来了更加独裁的原教旨主义;而美国为了民主推翻了萨达姆,结果是国家陷入内乱老百姓更苦。老百姓没有掌握权力的实力,只能是被权力利用的对象。在任何的社会,分散的民众的力量形成不了合力,仅仅通过暴力的结果就是一个历史的死循环。

这个世界总要有一个决定力量,不可能是无人决定,也不可能是所有人都决定,而即使是达到了彻底的民主社会,所有决策都要全民投票,也不是杂乱无章、漫无目标的全民一片嘈杂,而是要有一个标准进行制约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民主一样需要权力制约,制定这样的标准就是权力,而这样的权力本身限制和决定了当选的结果,所以还是权力制约权力的过程,所有人都能够决定就是与无人决定,一定是混乱不堪。

而美国通过三权分立制度,建立了民主的国家模式,美国独立背后的原因是美国的金融资本不愿意再被宗主国英国殖民,美国的宗教也不愿意受制于宗主国,所以独立是有幕后力量支持的,而独立后金融资本和宗教力量不可能再让一个集权独裁者与原先的宗主国一样有太大的权力,这是一场以民主为名的权力角力。而民选就是体现了宗教意识的力量,立法是制定了游戏规则保障了金融资本的利益,司法是保障游戏规则的执行,从而诞生了一个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这样的机制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美国的成功也给世界做出了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权力的互相制约集结成络,由统治者集体构建的这个制约的络,就是限制统治者个体及其代理人私欲和权力膨胀的牢笼,这个络在我们今天就是法制,就是司法体系,因此我们新一代领导人也说了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面。

很多人有这样的童话式的想法,就是民主社会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如果人人都有同等的投票决定力量,整个社会是一个全面的不合作纳什均衡状态,个体的利益化策略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失控,这样的无政府状态是难以生存的;而限制这种非合作博弈的力量就是权力,因此在民主博弈的过程中自然就会产生权力,民主的选举权力体现在渠道之上,政党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体现或者代表,既使在西方的多党竞争模式下,各个政党组织内的职务也是有权力分布的。这就如我们说粮食现在自由买卖每一个农民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粮食的价格和交易时间,但我们不能说粮价就是由农民决定的,里面渠道和企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选举的渠道和政党就是类似的,而实现这样的权力是依靠的法制,是需要通过严惩枉法来实现的,就如维护农民自由买卖的粮食市场也是要依靠规则的。

当代世界的稳定,就是以权力制衡为基础的。权力永远不会主动放弃和自我限制,永远是权力制约权力。因此我们要反腐败建立和谐社会,怎样建立权力制衡的机制尤为关键,这个机制应当建立在基层,就如我们当年支部要建在连队上一样。以中国的规模,如何在基层建立社会平衡的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崛起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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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今上访制度的缺陷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老百姓能够更好地伸冤,建立了上访制度。上访是一个下情上达的重要渠道,我们的思想出发点很好,但是这个渠道也被基层恶意地博弈着,有基层官员为了隐瞒实情的截访,也有刁民敲诈问题官员的闹访,如文革当中的“八分钱查半年”的诬告等等……,上访成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

中国上访制度的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实在太过庞大,如果社会问题都上访到中央和省市高层来解决而不是基层就处理了,中国的政府机构全部拿来应付这些上访也是不够的,即使是下层的官员处理的不错,老百姓也更相信中央要找更高的政府来解决,不能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对于这样的上告,中国历史上是有限制的,去上访是要付出代价的,有问题要先在缙绅阶层解决,上告要通过缙绅和士子向上递折子,如果直接的民告官是对于民要先罪一等,现在对于上访法无明确限制,所有的上访人员都想要越级上访到中央来,所造成的恶性博弈结果就是上访太多,真正有冤屈的反而管不过来,上面接待不了了以后,就给下面下达死命令不许群众上访,从而导致老百姓更大的不满。因此思考如何更好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是很关键的。我们想一下为什么美国没有上访?美国为什么没有中国这样特色的上访制度?

西方法治社会的关键就是法律至高无上,法庭判了你再上访就是藐视法庭了,老百姓对于审判结果不服要通过法律渠道逐级上诉,虽然美国有很多有意思的案件打到了法院,但是却有效地把大多数的案件放到了基层。而中国一些案件是打不到法院的,只能是不断申诉,美国人可以为一桩宠物狗的所谓强奸案打到法院,而中国老百姓事关身家性命的案件却不能通过司法的正常程序逐级到中央来,有问题后当事人只有加入上访大军,对此我们不该反思吗?

中国上访的问题,也吸引了一些渔利者,通过地方政府不愿意上访的维稳,通过上访数量关乎当地官员的政绩考评,他们上访就是可以与政府谈条件的事情了,他们因此可以从中得到利益和敲诈政府,这样的现象进一步的发展就是有外国情报背景的境外组织支持,他们通过各种NGO、慈善组织等向上访和维权律师进行捐款,让他们上访和维权变成职业化,本来能够解决的事情也变成了久拖不结,以此增加中国社会的成本,遏制中国的崛起。

因此上访实际是把基层的矛盾转移到高层,而高层资源有限又是无法全部处理的,围绕这个矛盾从中央到地方各方在恶性博弈,中国应当考虑的就是怎样更好更多地把问题化解在基层,以中国的规模和管理成本,依靠上访制度的问题上交,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如果你对上访进行选择性的处理,新的腐败就出来了,这个制度的缺陷在那里也要认识清楚。

4、成群的苍蝇胜过老虎

我们说反腐败基层的重大作用,立刻会让很多人想到这样的做法是打苍蝇不是打老虎,很多人把反腐败的视角总是盯住了高层的大老虎,而忽视了苍蝇的存在,笔者写这个报告讲要以严惩枉法为核心,但不是不严惩贪污受贿;笔者讲反腐败在基层的问题是关键,但不是不抓高层的老虎。这里要讲的是怎样能够系统上的得到的结果,在苍蝇成群的社会,苍蝇群体的危害是甚于老虎的。

中国现在苍蝇成群就是腐败泛滥,苍蝇传染疾病导致的死人远远多于老虎吃掉的人数,腐败泛滥形成了社会规则就是社会的疾病,会给社会整个风气造成严重的伤害,危害极大,这是根本性的大问题。不要说打苍蝇容易打老虎难,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当今世界老虎要灭绝了,但苍蝇大家打了这么多年还是不断的泛滥成灾让人难以忍受,消灭苍蝇比消灭老虎困难多了。现在中国反腐败大家目光盯住了高官,而我们的络出现,络反腐,各种监督,我们还有纪检部门监察部门等,对于高官是相对好办的,因为高官人数少,承担的起严格监督的司法成本,但是对于成群的苍蝇,全部按照传统思维查办的话我们的司法成本是难以做到和承担的。就如我们未来如果推行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自上而下是很容易的,高官不多好监督,而自下而上则非常难,因为中国涉及财政的7000万人,公务员也有700万,这些人的个人及其亲属极其复杂,且不说公示财产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就是监督而言,我们上亿的民也难以钉的过来,而对于高官的财产公示大家集中关注就容易多了。还有如果中国要成立一个与香港相当的廉政公署,能够管的也只能与香港廉政公署所辖人员的数目相当,这个规模与中国的官员人数相比非常有限。而且完全照搬在中国全面建设廉政公署成本难以覆盖将是灾难,有关内容将在本章附录里面详细论述。当前中国管理与香港廉政公署相当人数的官员的反腐机构就是我们的中纪委,中纪委管理厅局级以上的官员,对于他们的监督是相对容易到位的,但是中国老百姓真正能够接触到的却不是中纪委管辖范围内的官员,是比“李刚”(我爸爸是李刚的主角,一个区的公安副局长,副科级的干部)等还要基层的官员,对于这些官员怎样管?这些干部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天大的官,会切身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对于这些官员的监控是失控的,原因就是中国国家规模过大,管理成本过大的问题,这些基层官员管理者与小国高官一样多的人口、土地和资源!

对于老虎的问题,历史上还有贪官成为贤相的,就如:管仲、张居正等,老虎中还可能存在能够给社会生态来带利益的,但苍蝇却是百分百有害的,苍蝇传染疾病的间接危害则更大,如果是恶虎与苍蝇等成为了一体,社会的危害就更大了。泛滥成灾的苍蝇胜于老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基层的土地兼并和老百姓的流离失所,所谓的地方豪强等并不光是以庙堂之上的老虎,土豪劣绅如果按照官职来算都是苍蝇级别,但他们的共同作用则让整个社会崩溃,这里地方的士族苍蝇的危害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看待老虎和苍蝇的问题,中国当今社会的不满就是来源于苍蝇成群,打出群的苍蝇,控制苍蝇不要成灾,控制苍蝇不让苍蝇的传染病危害社会,比打击少量的大老虎更有意义,老虎是点的问题,而苍蝇是面的问题,中国的腐败泛滥就是苍蝇成灾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打苍蝇更为关键,因为我们打苍蝇不是用苍蝇拍打个别的苍蝇,而是要控制苍蝇的泛滥成灾!中国当前的问题就是苍蝇打得不够,老百姓感到深恶痛绝的各种腐败现象都没有在我们反贪部门的关注之中,我们的反贪部门有几个是能够对于基层警察和公务员立案的?这些人是大量的,让老百姓有切身感受的腐败分子,但对于他们的惩治司法成本是太高了,他们甚至不是党员,党的纪委是管不了他们的,我们抓获的高官实际不少,高官被抓却改变不了在社会中老百姓的感受,带不来安全感。

要控制苍蝇的泛滥成灾,就要依靠法制,就要严惩枉法,只有惩治枉法的司法低成本可以控制苍蝇的成灾,而对待老虎却可以通过传统的反贪进行,原因就是所能够承担的成本不同,对待老虎可以逐个追踪严打,但对待苍蝇是不能使用苍蝇拍一个个的去打的,消灭苍蝇是要根治苍蝇的繁殖滋生地的,这个根治其生息的环境,就要建立法制,通过法制将他们的滋生地彻底消除,这样苍蝇才能得到控制,这就要在基层进行权力制衡,在基层达到根治腐败苍蝇滋生地的目标。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反腐败和控制腐败,就要认识到苍蝇成群的危害甚于老虎,不能把反腐败仅仅变成是打老虎的好大喜功,而是要在制度上怎样根治苍蝇成灾下更多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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